IR成功之道

澳洲維多尼亞州前博彩監管負責人Peter Cohen細述在開發新IR時常用的三種關鍵評估方法

司法管轄區可採用多種方法來評估新綜合度假村的開發建議。然而，最關鍵的步驟卻不在於評估本身，而是在最初建立的評估模型。

在建立設計、技術能力、財務能力、社會保障以及其他與評估相關類別的標準前，還有一個前設需要提早決定。評估過程該以投入、產出或成果做衡量標準？

三者之間有何區別？以投入作標準，衡量的是數量，卻較少衡量質量。我們最常看見的項目投入是將要花費的金額。例如，花費5億美元的政府資金來建造一家新醫院，聽起來比只說花費4億美元要好20%。但衡量投入只能告訴我們要花費多少錢，而不是錢是否花得明智。可以想像，明智地花費4億美元來建造一家醫院，遠比說耗資5億美元在一個項目上好。

以產出為標準的評估，所衡量的是生產的量，而不一定可從該產品的實用性作出建議。繼續以上述的醫院為例，本例中的產出可以是新建醫院的病房數量，抑或是從5億美元中可以提供的療程數量。這種評估方法至少評估了這筆資金投進去後，可產生出什麼回報。然而，它同樣沒有解釋這些產出的實用性。

最好的評估方法是辨別成果。從上述的例子來看，一個理想的成果是當地社區的健康狀況得以改善。然而，成果有時候是很難去量化的，因此這種評估方法並不常被採用。

同樣，基於政治和公關的原因，通過使用衡量投入的評估方法作為行動的指標，更容易讓人相信政府是在為社會謀求利益福祉。畢竟，說服選民在一個建設項目上花費5億美元，比只說將要花4億美元要容易得多。

IR評估模型

至於決定使用投入、產出還是成果作為IR評估的衡量標準，對各國政府而言應該是沒什麼區別的。

在越南便有一個以投入作為IR評估衡量標準的例子，越南當局要求20億美金的承諾資金作為閾值金額，才可批獲娛樂場執照。若未能兌現承諾資金，則不被獲發執照，而若已獲臨時執照，亦可被單方面撤回。從此看來，越南將有不同的IR在該國發展，但這並不意味著這些IR將為其所在的社區帶來最佳的成果。

上世紀90年代初，澳洲維多利亞州頒發了首張、亦是唯一一張的娛樂場執照，展示了另一條成功之道。維多利亞州要求墨爾本娛樂場執照的競標者可按任何標準、任意提議符合他們期望的博彩和非博彩項目。競標者除了需要有能力支付其提議的費用外，成本無關重要。

評估標準是基於提案的預期結果（博彩和非博彩的範圍、建造質量、設計、位置的適宜性、能否滿足當地需求等）。這評估標準因不需要求競標者強加某些特定項目，如會展設施或特定標準或客房數量，從而得到顯著效果。在市場競爭的驅動下，IR內的項目組合完全取決於競標者。

中標者隨後被要求與州政府簽訂協議，以約束中標者履行其承諾。在施工期間，由國家任命的獨立代表（在此例中為建築師，但亦可以是具有重大商業開發經驗的建築商）通過監控進度來保護該州的利益。

其目的是要確保中標者遵守協議中承諾的標準、時間表和里程碑。通過此方法，維多利亞州實現了從開始就預設好的理想結果——發展世界一流、符合國際標準的頂級IR，當中提供多種非博彩服務，如會議與宴會設施，為三個不同市場而設的酒店住宿、夜店、電影院，以及從高級餐廳到美食廣場的餐飲服務。

維多利亞州IR發展的成功來自其採用以成果為評估的衡量標準，而非投入或產出。當然，中標者在建立其IR時花費了龐大的資金，但這是中標者在通過承諾提供符合維多利亞州期望的結果的選擇。

日式評估

在此有一些經驗，可供對於那些仍在考慮最佳方案的司法管轄區參考，例如日本，日本正在著手開始自己的IR實施過程。一些潛在的競標者已公開承諾將在日本耗資超過100億美元發展IR。此外，一些縣政府，也許表面上是為了尋求公眾或政治支持，亦表示支持這種程度的財政承諾。

然而，此類承諾應被視為對任何長期、實際或可持續性的評估中，一個有用性有限的投入因素。100億美元的資金投入，當中有否指出其對遊客參觀的影響、建築質量、非博彩活動的實用和適用性，或開發項目將創造的工作機會的數量？答案是通通沒有！

儘管如此，理論上日本正朝著正確的方向進發。其關於《綜合度假村開發基本政策》草案則是成果驅動政策下的一個好例子。它首先奠定了整個發展的預期成果。譬如，在擬議評估標準的C節中指出，「IR營運者應與其發展IR的地區擬立協議，與地區建立並保持良好關係，以維護IR業務長期和穩定的發展。」

此目標並非日本獨有。從墨爾本到澳門，許多司法管轄區都在採用此方法。例如，澳門銀河娛樂集團（GEG）的娛樂場已為當地的中小企業開發項目。在位銀娛旗下的百老匯中，本地獨立餐廳和食品店林立，熙熙攘攘的巷子顯示了當地小型企業如何從作為社區的新成員IR中獲益。

對日本和將開始正式徵集建議書的地區來說,現在重要的是評估過程必須嚴格遵循《基本政策》草案中的方向。應該評估每一項提案的預計成果中,如何向世界展示日本和為日本帶來怎樣的經濟正面影響。並可通過增強會展業、支持當地中小型企業成為IR的供應商、創造大量高質量的工作機會(同時尋求營運商特別為當地人提供長期的職業前景)和吸引大量遊客到日本並到訪IR來實現。藉此更可進行預期稅收收入的估算和經濟影響的評估並加以衡量。

最後，同樣重要的是，他們應考慮為在IR各範疇營運的員工提供培訓的承諾，同時傳授過往經驗，包括如何減少傷害。

由於COVID-19對國際旅行產生了重大影響，因此IR競標者還有機會在提案中把亮點聚焦在日本作為一個以安全環境和健康保健而享譽聞名，並在對抗疫情中取得相對的成功。

擬議的社會保障措施亦可以從成果的角度來進行評估。投標者應能解釋將要實施的系統和控制措施——例如，但不限於對自我排斥、員工培訓、尖端技術工具和支援的諮詢，以盡量減少賭博帶來的危害。應期望投標者能從經驗中展示這些方法在他們正在營運的司法管轄區中的結果，令人們對日本隨後可能會出現的預期結果產生信心。

通過建立以成果為基準的框架，司法管轄區可將與約束性承諾納入與IR持牌者的協議中，以維護物質和營運標準。若無此等協議，當中的非博彩部分將可能很快便陷入荒廢狀態，營運商或將資本支出集中在高收益的博彩項目上。《基本政策》草案明確指出，僅完成初始建設本身並不足夠，持牌者需要在開業後將部份營運利潤進行再投資，以持續改善其IR設施。

這也暗示了一個期望，如投標者的財務狀況足夠穩健，把利潤匯回用於償債，將不影響日本IR的現行標準，那麼其中標的可能性就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