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Delta State Holdings Ltd的執行合伙人David Bonnet講解為何綜合度假村營運商可能需要重新審視他們對於可以在日本及其他地區取得的投資回報率的預期。
那些希望通過投資綜合度假村(IR)業務來獲得高於市場平均回報的投資者，可能需要在新冠肺炎大流行肆虐期間重新調整他們 的投資回報率(ROI)預期。
高市場進入門檻加上在競爭上的限制，曾經讓亞洲的博彩業騰飛。在過去十年間，新的主要市場已經於新加坡及菲律賓出現，澳門的路氹城就錄得總共近400億美元對IR的投資。從歷史上看，即使是規模比較細而且業務計劃並不完善的地區賭場發展項目，都能夠賺取可觀利潤，就如大量低質素的企劃亦得到許可並成功籌集資金。
一般而言，大部分在澳門及新加坡的超級度假村都被認為可於每年產生高於20%的回報。大部分早期的開發計劃事實上都可以帶來亮眼的現金流，而且回本期更可短於五年。可是由於區域競爭日益激烈，還有因為監管逐漸收緊而出現衰退的貴賓市場，加上不同的旅遊限制引起的旅客數字下跌，都很可能導致未來的回報率及回本期在低兩位數的空間徘徊。
一些娛樂場開發商很清楚要以資本市場可以接受及融資的條件去獲得牌照，但回報的減少及更長的回本期正常都會降低對它們的吸引力。這就是包括拉斯維加斯金沙及永利渡假村在內的環球主要娛樂場營運商放棄日本市場的眾多原因之一。他們都指出了當地艱難的商業環境、較短的牌照期限和龐大的預計資本要求。
可是它們之所以遭遇到各自的投資障礙，可能都是由於它們的商業計劃是建基於那些為他們帶來超額利潤、讓他們在澳門享有開荒牛優勢的方案。作為這個當時新興和正在增長的市場，澳門讓這些營運商把當時獨特的娛樂場博彩產品帶到其中。更有可能的是，他們現時用了一個基於從前那例外情況的投資框架，而不是一個在拉斯維加斯這種商業競爭比較激烈的地方會被採用、把完全競爭計算在內的模式。
那麼，放棄日本是否一個明智之舉呢？在我看來，這就要視乎那取代日本、並且可以帶來潛在良好成果的投資機會到底是甚麼。當然，澳門的前景還是有它的吸引之處。畢竟在路氹還有幾塊空地可以用來開發。可是除了要面對現在的競爭外，到底一個在這些空地上的新娛樂場度假村發展計劃會否可以如預期一般帶來優厚回報呢？到底把注意力集中在日本這個未知的環境以及 其他亞洲地區市場，會否比全力押注在澳門的核心市場更加有利呢？從最近的一些項目所得來的資料，可以在這方面提供一些指引。事實上，已經有最少一間在澳門的企業出現表現遜於預期的情況。
自從於2018年2月開幕後，價值32億美元的美獅美高梅在擁有更多客房及更大投資成本的情況下，其EBITDA依然比起在澳門半島那規模更小的姊妹設施還低。如此的表現也讓人質疑，到底投資者應如何衡量在擁有不同監管制度的司法管轄區中那些相互競爭的投資建議。他們到底在考慮一份IR投資建議時，應該採納那種框架，以及應該對於投資回報率有多高的期望？到底澳門是否真的比日本以至亞洲其他地方都要出色？
有一點十分清楚：任何預計可以得到像以前那種澳門式寡頭回報的人，都不會對現時的環境感到高興。但我要指出的是，雖然美獅美高梅未能在路氹的利潤競爭中稱王，但他們最近的業績就可能已經是新開業IR設施的新常態。大家需要預計的，就是投資回報將徘徊於單位數字的低位，並期盼當業務穩定後，在未來某個時刻可以取得低雙位數字的回報。
但是，我們又應否避小害而失大利呢？觀乎現時環球息率處於歷史低位，而黃金這類無收益資產的價格史無前例地高企時，我的觀點是：一個有十年回本期的IR投資並非完全不妥。因此，在拉斯維加斯金沙及永利放棄日本後，他們可能採取了一個保留現金儲備的政策，而不是尋找其他方法去推動收入。所以對比起那些擁抱投資的公司，我們並不會預期那些採用一套減省哲學的公司可以在未來出現任何實質的收入增長。但我認為在日本那已經成形的市場，在利潤狀況比較普通的情況之下，的確可以為一些危中尋機的市場參與者提供一些合理的進場因素。
我認為賭場投資者需要接受回報率已經變得更低，以及更貼近市場標準這個概念。而且他們需要更巧妙地吸引中場賭客，並會遇上更多困難。一個能成功開發日本綜合度假村的開發商，將需要面對本身的挑戰，同時需要創新，卻又不能把澳門或新加坡那一套過紙搬字。要達成這幾點就需要採取與中國式賭場度假村不常見的策略，包括強調科技的應用、專注於家庭客戶，以及對於待客禮儀的全面投入。這些宗旨都對於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間嘗試復甦娛樂場業務、並且保證一個可持續業務運作至關重要。
當所有市場－特別是日本市場－都蘊藏著大量挑戰時，它亦會帶來非凡的機遇。首先，在該國將會出現三個都會地區，它們的本地儲蓄率將會是世界最高。即使在那裏的項目回報不能超越澳門早期的輝煌成績亦不重要，因為在亞洲內可以投資的國家已是寥寥可數。對於娛樂場博彩企業而言的新興市場，就只有泰國是唯一一個司法管轄區及市場可以容納另一個十億元級別的綜合度假村。而泰國現在並無計劃允許合法博彩出現在當地，或發展出一套可能讓潛在有興趣的賭場投資者看到前景的監管框架。
但無論如何，一些亞洲區內非常依賴貴賓市場區塊的主要娛樂場營運商都需要嚴肅面對一系列問題，包括那些已經與中國政府有所衝突的公司。就以皇冠度假酒店集團為例，該營運商正在完成興建價值24億澳元（15.6億美元）、位於澳洲悉尼Barangaroo的超豪華酒店開發項目。其349間客房及套房，每間就用上690萬澳元（490萬美元），超越了其他主要IR開發項目，並將非常依賴中國貴賓玩家以獲取成功。對比起來，永利皇宮每間客房的發展開支為240萬美元。而且值得一提的是，該度假村是當時澳門最豪華的娛樂場之一，亦是最為昂貴的。如果皇冠在日益受到監管的中國貴賓市場內採取的推廣工作遭遇困難的話，實在很難知道到底它如何能夠產生足夠現金流來令到如此程度的投資變得合理。可以肯定的是，如此龐大的收入並不能單單以本地需求滿足，特別是考慮到現有的旅遊限制。這些公司的股東將需要質問：到底他們是基於甚麼原因去決定建造出一間(以單一客房造價計算)全世界最貴的賭場，以及他們到底預備要做甚麼令到這項投資出現回報？
亞洲IR業界最有趣以及最吸引我的一點，就是它的那種昭然若揭。這裏的贏家和輸家可以通過它們各自的企業策略和商業模式被清楚分出。而在一個轉變來得特別快的環境中，成功的企業將會有興趣嘗試新事物，並且不會完全依賴從前可行的那一套。
雖然那段在亞洲的娛樂博彩界別裏產生寡頭式投資回報的年代已經過去，但機遇其實依然存在。亞洲博彩業者某程度上在過去這些年來都過得太過無風無浪，在未有完全帶來獨特產品的情況下依然能夠賺取巨額利潤。貴賓博彩依然是一樣非常商品化的事情。那些能夠在下一個十年取得成功的公司，將會是那些可以從新冠肺炎大流行中恢復得最好的。這就需要賭場營運商們繼續努力，真正了解那逐漸多元的既得利益者們，同時創造出一個顧客真正享受，並且能創造更多價值的方案，從而驅動一個會帶來正常市場回報的可持續業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