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ME的律師Carlos Coelho認為，新冠疫情令澳門認真考慮網絡博彩的可行性更為迫切。
在2020年3月的《亞博匯》中，我曾向當局提出建議希望可以允許網絡博彩進入澳門。在那之後很多聲音都在提倡同樣的觀點。理由顯而易見：2020年澳門的博彩總收入按年下降79.3％，遊客總數銳減了3300萬至590萬，失業率亦創下歷史新高至2.9％（其中首次求職者的失業率為6.27％ ）。作為一個過度依賴實體賭場的經濟體，我們還能期待得到甚麼結果呢？
此外還有其他兩個「顯而易見」的原因敦促發展網絡博彩的迫切性。其一是澳門博彩專營權即將到期，預計澳門的博彩業框架將全面獲得修訂。其二是網絡博彩已經早在2001年就被澳門博彩法預見。
在我看來，現時完全有必要及有意義就推進網絡博彩的可能性進行討論！自實博彩市場向玩家開放以來已經過去了近20年。而其中已有超過15年的時間，體育博彩特許經營商可以接受玩家在線下注。過去10年間，我們有機會見證了全球網絡博彩業務的發展，而我們在亞洲的鄰國也正認真地關注其發展。
政府已經宣佈有意就博彩法律的修訂向公眾徵詢意見。學者、立法者及行業持份者亦正將注意力轉向對澳門經濟引擎的重新思索上。理應由他們將網絡博彩從想法變成現實。
有趣的是，無論是行政長官還是博監局都未排除此種可能。據2020年6月《Macau Business》的一份報告，「當賀一誠被問及澳門娛樂場參與網絡博彩的可能性時，他回答道『正在研究中。』」
而現在，時不我待。
不再無視
在提出前進的方向之前，我們必須正視房間裡的大象——中國內地。內地當局在過去數年間明確表態，他們對（尤其亞洲範圍內）針對中國公民的網絡博彩業務零容忍，以防止資金非法流出國境。
這是澳門當局必須解決的問題。做法非常明確：即不允許內地玩家在澳門的網絡博彩平台上投注。澳門應從技術上發展業務，不以內地玩家為目標，亦不為內地玩家所使用，從而防止對該規定的任何規避行為（網域封鎖、網域防火墻及地理定位等）。準確識別玩家是否在不允許下注的地點投注在技術上是可行的。這種方法可以減輕澳門政府的壓力，並可以對網絡運營的實施進行無偏差的SWOT分析。
此外還可以考慮分兩個不同的階段實施不同的內容：第一階段是完全禁止中國公民進行網絡博彩，第二階段（3至5年後）則考慮是否開放更廣闊的市場。此舉可令市場得以發展及成熟，給予政府時間去證明其有能力實施必要的制衡措施，以確保內地政府遵守國家的反腐政策及打擊非法資金轉移的行為。
此外，此舉也有可能說服內地當局，「允許」資金通過國民的網絡投注流向一個可控的、受到監管的環境或者更為可取，而非被亞洲其他地方的營運商收入囊中（一如現在已經發生的那般）。
是否值得？
沒有內地玩家的網絡博彩值得營運嗎？我認為這是一個不該提出的問題（或者至少不是正確的表述形式）。相反，應該承認，沒有其他方式可以繞過它。僅就數字而言，亞洲擁有約47億人 口——相較網絡博彩已經非常成熟的歐洲而言，潛力要大得多。
儘管存在種種限制——某些國家不允許本國公民登錄離岸博彩平台投注——但毫無疑問，亞洲的網絡博彩增長潛力巨大。舉個簡單的例子，如果我的計算正確的話，網絡博彩的收入若能僅達到澳門2019年博彩總收入的9％的水平，即可覆蓋所有澳門公務員的薪水（基於2020年澳門預算）。
菲律賓模式
若不提及當地人入場的可能性，則本討論是不完整的。我看不出有甚麼理由不這樣做。
除了某些例外，本地人是可以在澳門的實體賭場全天候不停地投注。本地人，無一例外，都可以在離岸博彩網站上投注。事實上，澳門並沒有禁止或限制訪問在其管轄範圍（有待考慮）之外的託管和運營的博彩網站。
此外，澳門並沒有強制要求當地的互聯網服務供應商承擔封鎖義務。那些擔憂當局可能會限制本地人玩樂的潛在原因，尤其是防止過度及不受監管的問題賭博行為，其實很容易（從技術角度）解決。對於未成年人及弱勢群體的保護可以透過清晰的、包括面部識別在內的玩家身份識別、以及在玩家賬戶上設置可下注限額等方式來解決。當然，還將有嚴格的反洗錢要求及「了解您的客戶」等措施來確保博彩投注得到充分的監督。
相反，通過允許本地人參與博彩，我們將通過確保本地消費者在受監管的活動中玩樂從而保護他們。有關菲律賓新的PIGO模式，就讓我們留待下一次再討論吧。
融合及新血
一個有爭議的問題將是候選營運商的身份認證，顯然當前的博彩專營權所有者很有可能也希望從網絡博彩中分一杯羹。事實上，如果不允許他們參與，則市場可能會出現同類相食的情況，而所有博企迄今為澳門所做的貢獻也被忽視了。
在美國，一個有趣的現象正在發生：實體賭場業務和網絡博彩正在融合。儘管當前澳門的法律框架不允許這種情況發生——即博彩專營權人不能經營網絡博彩——但只要對法律一點修改就可以改變這種限制。
另一方面，新鮮血液的注入對澳門亦有裨益。澳門和大灣區內的企業家們或許可以透過合資的方式同全球的線上玩家合作，從而為市場帶來額外的刺激以及一種新的方式，令其適應亞洲的客戶。若新的市場進入者是適格的經營者，並且在嚴格監管的環境之下具有相關的營運經驗，就沒有理由排除此種可能性。
專營及牌照
專營特許制度是由法律規定的。網絡博彩的商業營運只能由獲得特許專營權的私企通過與澳門政府簽署的專營特許合同來進行。現在是時候考慮以前的、基於公開招標然後與政府直接談判的專營特許制度是否仍有存在的意義了，或者將焦點轉到關注牌照制度本身會更好。
營運商必須獲得正式的牌照方能營運在線平台。這意味著我們可以跳過公開招標程序（因而新入場者將不會依賴於澳門當局的招標），並向那些可證明他們滿足條件的營運商發放牌照（並不容易獲得）。
這些要求與享有博彩專營權的被特許人的要求相去不遠，包括客觀的「個人」、專業及技術的要求等皆是在發放牌照時所需要進行審核的。營運商必須擁有良好的信譽，並具備技術、經濟和財務能力。其必須提交業務/平台的結構計劃，公司需要滿足包括業務範圍的專有排他性及最低股本等要求。此外，他們的博彩技術系統的認證及官方批准也將是至關重要的。
從監管的角度來看，將需要為網絡博彩的營運和和許可要求搭建新的法律框架，同時為網絡博彩技術系統的要求制定及實施相關的指引及/或法規。諸如廣告規範等其他方面也應作考慮。
正如世界衛生組織執行主任Michael Joseph Ryan近期所言：「這次全球疫情未必是最糟的情況……我們需要為將來可能發生的更嚴重事件做好準備。」
這句話應該給我們的政府當局敲響警鐘。不要認為甚麼都是理所當然的——遊客數量按年減少85%已經是警鐘長鳴。二十年來的不作為已經夠了。現在是時候捲起袖子，爭取所有可能的（包括持份者、立法者、專業服務部門）的支援，將這個想法付諸實施。
博彩領域內的多元化仍然是多元化。通過網絡博彩產生的稅收仍將和實體博彩收入一樣進入公共庫房。現在，時不我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