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Andrew Russell探討「社會效益」與「原則性」論點在合法博彩業存在問題上的差異，以及為什麼後者對於贏得輿論支持至關重要。
當我與本刊執行編輯本思齊通信時，他說了一句令我頗感興趣的話。他大致這麼說：澳洲政府似乎對自家的綜合度假村感到羞愧，儘管這些度假村在旅遊資源品質和吸引國際遊客方面表現出色。他不禁疑問，為何澳洲政府不積極推廣澳洲的博彩業作為旅遊亮點？
他提出這個問題時，我立刻聯想到Ayn Rand。
為什麼一個關於澳洲現今賭場、博彩監管與旅遊經濟的討論，會讓我想起這位20世紀中葉在美國文化圈和知識界引發巨大爭議、出版過無數暢銷書、並已於40多年前去世的俄裔美國小說家與哲學家呢？
原因在於，Rand曾提出一個觀點：自由市場經濟的辯護不應建立於「社會效益」的基礎上，而應基於「原則性」立場。這個觀點在當下澳洲博彩業正顯得極具現實意義。澳洲博彩業正面臨來自社會輿論的否定與監管層面愈趨嚴苛的變相禁令（儘管該行業在過去幾年曾大幅擴張，並且政府在每個階段都表示批准與支持）。
目前，澳洲最大博企皇冠集團已被美國對沖基金收購，而第二大賭場企業星億娛樂則（截至本文撰寫時）因為捲入洗錢醜聞，可能被一家美國博彩集團收購。社區博彩的社會成本依然是緊張的政治議題，而澳洲的賽狗業也正受到嚴密審視。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澳洲博彩業的存在正遭遇嚴峻挑戰。
Rand的觀點之所以至今仍具現實意義，很容易就能透過類比來說明。她當年對自由市場的「原則性」辯護立場其實很簡單：自由市場所帶來的社會效益早已被歷史記錄及當代頂尖經濟學家充分證實，甚至在那個時代已經無可辯駁地表明，市場機制是實現經濟效率和整體繁榮的必要條件。然而，即便如此，當時西方主流文化與知識界依然頑固地相信馬克思主義社會實驗是充滿希望且值得推崇的。甚至直至今日，儘管專業及學術經濟學界普遍接受了米塞斯和海耶克的市場機制理論，即便蘇聯已經解體、即便柬埔寨Pol Pot的「殺戮戰場」已被揭露、委內瑞拉因「玻利瓦爾社會主義」導致這個盛產石油的國家陷入極度貧困，但西方的大學依然大量生產出一群「誤學者」，他們一股腦地吞下反市場的迷魂湯。
Rand認為，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在於，自由市場經濟的必要元素——例如對物質財富的追求、對財產權的承認與保護，以及追求利潤的動機——在我們這個社會中往往會引發道德層面的不安。畢竟，雖然西方大部分地區已實現了廣泛的繁榮，但仍有批評者將其貶斥為「盲目的消費主義」，甚至大聲斥責我們「怎麼敢」把物質舒適置於「崇尚大地母神的貧困生活」之上。
西方左派成員習慣性地把財產權比作一個被寵壞的小孩不願與人分享玩具。至於利潤動機，「利潤」在許多人眼中幾乎成了罵人的詞彙，常常引發來自「貧困戀物癖」者的「貪婪！」之吼。儘管自由市場已經在歷史上和經濟學家的分析中，無可辯駁地證明了它能帶來社會的繁榮和效率，然而人們
（而且至今依然）還是繼續加入那些主張「廢除利潤和財產」的運動，並支持一些最終會破壞繁榮的政策。這顯示出僅僅以「自由市場能帶來社會利益」作為支持理由，還不足以贏得輿論或爭論。因此，Rand主張，自由市場不僅要以「對社會有益」的理由來辯護，更需要從「原則」上來捍衛：財產權本身就是一種必要的正當權利，利潤動機本身也是道德上可以接受的。
澳洲博彩業的處境與自由市場的情況類似。博彩業的社會效益，包括為公立醫院提供額外收入、對慈善事業的捐款、創造就業機會，以及為澳洲民眾和國際遊客提供的博彩娛樂與奢華綜合度假村的價值，這些都是無可爭辯的事實。雖然問題賭博的確存在，但正如2025年3月於悉尼舉辦的「Regulating the Game」會議中所展示的，正是博彩業本身正在積極帶頭應對這個問題。坦白說，除非完全無知或故意歪曲事實，否則沒有人會認為合法博彩的成本高於其所帶來的效益，這一點從經濟分析中已清楚可見（這在澳洲以外的司法管轄區同樣適用，例如Douglas Walker於2007年出版的《The Economics of Casino Gambling》一書便對此進行了詳細論述）。
然而，儘管博彩業的「社會效益」如此顯著，卻面臨著越來越嚴苛的監管、更高的稅收，以及政府不斷將博彩業視為替罪羊的情況。這些嚴格的法規往往不僅懲罰博彩業者，還會對普通玩家造成影響（詳見《亞博匯》3月號的《千刀萬剮II》專題）。為什麼這樣的情況還會持續發生呢？
答案在於人們對博彩本身的道德敏感。博彩產業已經證明了其對社會的貢獻，因此可以清楚看出，若不對博彩活動本身進行道德辯護，並理直氣壯地宣稱成年人有權選擇參與博彩，那麼博彩業的「社會經營許可」便無法獲得全面支持。倘若政府、選民甚至玩家本身都認為博彩是一種「罪惡」，那麼產業和玩家便會繼續默默接受那些在經濟上毫無道理的懲罰性監管和稅收。
博彩業及玩家們可能會謙卑地拿出大型賭場企業的慈善捐款作為擋箭牌，好似購買了一張赦罪券。產業和玩家也可能會含蓄地強調賽馬及賽狗業的動物保護舉措，卻忘了博彩的反對者根本不關心動物保護問題。正如博彩經濟學家Khalil Philander在2013年針對博彩稅制的論文中所指出的，「博彩有罪」的價值判斷，向來都影響著政府對該行業的政策取向。是時候對這種價值判斷進行堅決反擊，並將其從政策制定中徹底清除。
博彩業、玩家，以及支持玩家權利的非玩家們，應停止低聲下氣地請求原諒，而是要理直氣壯地站出來，從原則上為博彩及博彩業辯護。沒錯，成年人自願參與博彩並不必然是不道德的。是的，成年人有權進行博彩，政府必須尊重這一權利。而且，一個能讓個人行使這一權利的產業，也理應有其存在的權利。唯有這樣的辯護，才能確保博彩業的生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