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博彩業誠信框架

前新南威爾士州監管官員Paul Newson質疑：澳洲博彩業長久以來的監管思路當下是否仍具現實價值？

澳洲博彩業的誠信監管體系，是上個時代監管邏輯遺留下來的「產物」。其根源可追溯至《Street 報告》與《Connor 報告》兩份奠基文檔，當初設計的核心是為防範黑社會勢力滲透業界，並且大量借鑒拉斯維加斯的監管思路。這兩份報告建議參照美國模式，建立起專屬發牌制度，將「對個人展開嚴格審核」作為博彩業誠信的核心——包括審核範圍涵蓋財務背景、人際關係與個人品格等維度。

然而，曾經合理的防範機制，如今已淪為過時的「鐵律」。澳洲博彩業當下面臨最大的誠信威脅，並非企圖潛入博彩場所的犯罪分子，而是源於業界根深蒂固的治理機制失靈、道德底線漸失，以及「利潤先於原則」管理策略三大問題。

時移勢易，防範機制嚴重脫節

震驚澳洲的多宗重大博彩醜聞，如今已是街知巷聞。當前業界的核心議題是「轉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皇冠集團（Crown），目前該集團已重新定位為「道德領導力樣板」。其內部推行的行動準則——「問應不應該做，而非能不能做」已成為業界重塑誠信、重建信任的文化轉型符號。

皇冠集團的轉型之路，揭示了改革的關鍵切入點：領導層問責機制、風險文化培育與道德治理體系。但這一過程也暴露出誠信監管體系的現實矛盾——它仍執着於審核個人背景，而非聚焦企業行為，與業界現狀出現嚴重脫節。

初衷已失，監管框架名存實亡

現行誠信監管體系不但「入侵性強」，運營負擔沉重，其合理性也越發不足。申請人（尤其是跨地區經營者）必須忍受反覆且繁瑣的個人事務審核，而審核過程往往忽視實際風險，亦不考慮當代企業的經營背景。「跨地區認可」機制極為罕見，監管機構耗費大量資源去核實信息，往往大部分與違規行為的真正誘因毫無關聯。

數十年前，《Connor and Street Reports》提出的「嚴格監管防範犯罪滲透」，本是時勢所需，但如今的監管模式仍停留在以「Bugsy Siegel為假想敵」的階段，完全脫離現實——當下的違規行為已經是來自董事會會議室，而不再是暗巷密室內。業界最大威脅已轉為內部問題，即「法律最低標準主義」文化、董事會的漠視態度，以及不道德的領導決策。

一次又一次的重大監管失靈證明了，問題從來不是出自「審核不嚴的個人」，而是源於有害的企業文化、利益衝突的薪酬體系、董事會監管缺位，以及監管機構的疏忽。這類風險無法通過「誠信審核清單」篩除，必須依靠系統化治理與領導層引導。

投入過時，回報遞減枉費期待

更令人擔憂的是，在成熟且以企業化運作為主的市場中，依賴「前置高門檻個人誠信審核」的風險緩解方式，早已成效慘淡。這種過度複雜的「入門關卡」，完全忽視了業界對「智能化常態監管」與「靈活監管工具」的需求。

澳洲在「更新這一傳統框架」上的政策投入幾乎為零。該體系得以延續，僅僅是因為慣性使然，而非能帶來可衡量的成效。監管行動往往缺乏創新，部分監管機構仍將「完成審計或調查的數量」視為業績，彷彿數量本身就等同於影響力。這實質就是「監管表演」——用表面行動冒充實際成效。

業界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表格與審核環節，而是更明智的監管互動。監管機構必須轉向「情報驅動、風險導向、結果為本」的模式，明確真正的漏洞所在，及早介入干預，並在「能推動文化轉型的領域」施加影響，而非僅僅的「打個勾，功課了」。

事實可證，安於故俗溺於舊聞

維多利亞州針對墨爾本皇冠賭場的皇家調查委員會揭露，其一大堆違規行徑，如欺騙、洗錢、脅迫監管機構，以及剝削弱勢賭客。這些行為的幕後推手，並非「有黑歷史的個人」所為，而是「容忍道德投機與法律最低標準主義」的董事會所作之因。

另一個極其惡劣的案例來自星億賭場（The Star）。該賭場協助顧客使用銀聯卡，將賭博消費偽裝成酒店住宿費用。這一操作讓顧客規避了「內地發行銀聯卡不得用於博彩消費」的限制，是需企業層面協調的「道德失準且可能違法」的規避手段，體現的是戰略意圖，而非誠信審核的疏漏。

金融業的案例也與之相似。2018年針對澳洲聯邦銀行的審慎調查發現，該行存在大範圍合規失靈與文化頹廢問題，根源並非「個人誠信缺失」，而是「領導力不足、風險治理缺位與內部監督失效」。

這些失敗案例帶來的啟示清晰可見：道德崩潰很少取決於「誰通過入門審核」，而是取決於「一旦進入企業，哪些行為能被容忍到甚麼程度」。

識明智審，對應風險應對未來

現行誠信監管體系未能通過「結果測試」，它不但加重申請人負擔、阻礙有效投資，還將監管資源浪費在低影響的審核上。改革早已刻不容緩，具體應包括：

簡化與統一流程：建立跨地區認可機制，減少重複審核
轉變關注重點，從「個人風險」轉為「企業風險」，聚焦治理模式、企業文化與道德立場
優化監管資源，將資源更多投入在「早期識別風險、風險畫像構建、行為與文化情報分析」
認可企業進步：對已開展深度改革、實現道德轉型的企業，認可其領導層的成熟度

誠信的重要性不變，但評估與保障誠信的方式必須與時俱進。

結語

基於「傳統恐懼」的誠信審核，已無法應對當前的風險格局。它不僅回報遞減、分散監管重心，還成為業界創新與提升的絆腳石。

更糟糕的是，這折射出更普遍的監管弊病——即「以數量為導向的檢查計劃」被奉為業績，而無視實際影響。宣稱「完成500次審計」聽起來頗為亮眼，但如果這些審計僅是核對機器標籤或行政合規性，那我們衡量的只是「行動量」，而非「實際成效」。

這種表面化的監管互動，擠佔了更有意義的監管工作：構建精密的情報體系、有效監控高風險行為、清晰傳達監管預期。從歷史上看，博彩業的監控機制從未有效形成威懾，也無法即時洞察新興風險。要推動業界真正提升，監管機構必須從「打勾式監管」轉向「風險信號式監管」——主動識別脆弱環節、引導改革方向，將監管重心放在真正重要的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