賭場各式遊戲之中,撲克牌或許是最兩極分化的項目。站在營運商角度,撲克桌帶來的人流,是否足以彌補其收益不足的問題?另外,玩家逗留撲克桌的時間,會否分流原本用於角子機及傳統桌檯的消費時長?《亞博匯》深入拆解有關議題。
衡量撲克業務的營運價值,向來沒有簡單答案。眾所周知,撲克產生收入的效率遠不及傳統賭枱與角子機;但支持場內設置撲克桌的業者會提出其他優勢,部分能夠量化、部分難以數據衡量,例如帶動其他博彩消費、提升酒店入住率,或是藉新增人流為場內營造熱鬧氛圍。另有一派意見,尤其場地面積有限的賭場營運商則認為,相關空間改放收益更高的博彩項目,效益會更佳。
不同司法管轄區的監管規則,令這道難題更為複雜。以澳門為例,當局設有嚴格桌檯總量上限,撲克桌亦計入配額之內,開設撲克房的成本效益遠不及菲律賓――當地並無桌檯數量限制。
而澳洲情況又另當別論,當地法例限制繁多,撲克牌是少數容許賭場合法宣傳的博彩項目,其營運價值又該如何定義?
以上問題難有標準答案,我們先直面最核心的關鍵:盈利能力。
單獨計算收支,撲克牌業務本身可以賺錢,不少場館亦錄得盈利;但其盈利規模受遊戲機制先天局限。相對二十一點、百家樂等傳統賭場遊戲,撲克牌不存在莊家優勢,玩家之間互相對賭,而非與賭場對局。
賭場收入來自每局底池抽取的「抽水」,設有底池最低門檻。舉例:營運商可訂立抽水10%、單局抽水上限5美元,適用於10美元或以上底池。底池不足10美元則無需抽水;底池30美元莊家會抽取3美元;若底池金額達50美元,則抽水5美元。底池金額超過50美元,抽水同樣維持上限5美元。
抽水金額由營運商自行釐定,但會受荷官薪酬等營運成本左右。美國荷官小費可補貼薪金,因此當地賭場可訂立較具競爭力的抽水機制;澳洲法定最低工資及加班津貼標準極高,近年不少場館被迫上調抽水金額。
爭議核心從來不是撲克牌能否盈利,而是其盈利水平,是否值得佔用寶貴的場內空間。

美國內華達大學拉斯維加斯分校(UNLV)賭場管理教授Anthony Lucas認為,只要有收益更高的替代項目,撲克房始終難以證明自身存在價值。
他解釋:「撲克牌確實有利潤,若開設約20張檯,營運表現不俗。單看部門毛利率,撲克牌業務可達五成。但放在整體場館層面對比,這五成毛利最終純利或僅300萬美元;聽起來可觀,反觀角子機業務,毛利率65%,純利高達1.25億美元。」
「這就是為何撲克房經常被縮減、騰空間增設角子機。並非撲克牌無利可圖、沒有毛利,而是單位面積產生的利潤差距懸殊。」
雖然存在這種盈利落差,全球大量賭場仍持續經營撲克房,背後大多依據Lucas教授2008年研究提出的「全配套服務理論」。理論主張撲克房、餐飲等配套設施,能夠帶動賭枱與角子機的投注額上升。
其後他在2013年發表的研究論文中,闡述該理論:「業界常以此理論,合理化直接利潤不足的配套設施。邏輯大致如下:雖然該配套項目營運利潤未達標,但若取消,會拖累角子機、賭枱等核心博彩業務的營業額。」
然而其後多年,Lucas針對拉斯維加斯多間綜合度假村展開多項調研,數據並不支持上述說法。
2013年標題為《檢視撲克房營業額與角子機、賭枱博彩額之關聯:深入驗證全配套服務理論核心假設》的研究,刊登於UNLV《博彩研究與評論期刊》2013年5月號。
Lucas抽取拉斯維加斯三間賭場連續217日營運數據,運用時間序列迴歸分析,並轉換自然對數穩定數據波幅,建立撲克牌消費與其他博彩項目的關聯性模型。六組測試之中,僅一組出現統計學上顯著的正向關係:撲克牌抽水額上升1%,賭枱碼額僅上升0.09%;其餘五組測試,兩者關聯度接近零,不具統計意義。
論文指出:「三間內華達酒店賭場數據,均無法證實坊間普遍觀點――撲克房可為場內角子機、賭枱帶動客流消費。研究結果不僅質疑這項廣為採納的營運假設,亦令整套全配套服務理論在賭場營運場景的適用性蒙上陰影。」
Lucas接受《亞博匯》訪問時表示,系統追蹤數據極少出現明顯客戶跨項目消費,此現象不限於撲克牌。
他指出:「無論二十一點、擲骰子玩家,大多只專注一款遊戲,跨項目消費情況極少。同理,專打撲克牌的顧客只會留在撲克桌,根本不會對角子機感興趣。兩者差別極大:角子機消費高、純粹靠運氣;撲克牌消費門檻低,極重技術。」
不過Lucas亦指出,社會科學研究必須考量場景差異,特定環境下經營撲克牌賽事具清晰財務價值。例如利用會展空間、而非核心博彩區舉辦大型巡迴賽:每年夏季拉斯維加斯Horseshoe、巴黎賭場舉辦世界撲克大賽(WSOP),或是永利拉斯維加斯每年12月的世界撲克巡迴錦標賽(WPT)。
當然,這類巡迴賽事的營運邏輯完全另作別論;值得留意的是,新冠疫情過後亞洲區內撲克賽事再度蓬勃,亞洲撲克巡迴賽(APT)、亞太撲克巡迴賽(APPT)、世界撲克巡迴賽(WPT)以及高端豪客賽Triton等賽事相繼重啟。今年4月下旬,墨爾本皇冠賭場相隔六年復辦澳洲百萬撲克錦標賽。該賽事曾是全球聲譽最高的遠程參賽撲克賽之一,2020年起因疫情停辦,其後亦需處理多項監管障礙。
管理層復辦賽事經過審慎評估,公佈消息時業界留意到賽期由傳統1月,改為4月底至5月初。
背後邏輯簡單:1月皇冠客量本已爆滿,客源來自澳網網球賽、板球賽,或是趁澳洲盛夏到訪的遊客。
反觀4、5月屬傳統淡季,酒店入住率偏低,全城大型活動稀少。

皇冠賭枱營運總經理Harold Tsakmaklis表示:「我絕非否定過往1月主辦賽事的前輩,他們辦得非常出色。但1月有澳洲網球公開賽、農曆新年、
3月墨爾本一級方程式大獎賽籌備,賽事帶來的額外收益完全被其他活動掩蓋,難以單獨量化澳洲百萬賽的貢獻。」
「加上澳洲百萬賽本身規模足夠獨立帶動營收,今次調整賽期屬正確決定。淡季場館活動稀少,我們能清晰量度賽事為整個度假村帶來的營業額增幅。」
Tsakmaklis指出,增長最明顯反映在酒店入住,毗鄰撲克房的Lumia酒吧更於賽期刷新歷年銷售紀錄。
他補充:「澳洲撲克牌玩家基礎龐大,市場需求存在;我們只需設計符合商業目標的撲克牌產品。本人過去二十年一直在澳門從事博彩管理,離職前擔任金沙中國賭場營運副總裁。」
「客觀而言,撲克牌單位收益不及百家樂,營運需要取捨,但撲克牌具備眾多額外價值。我們現階段亦持續摸索其隱藏效益――不單為企業帶來財務回報,還能為整個綜合度假村創造哪些附加收益?」
「澳洲百萬賽期間,餐飲、酒店及整體度假村營業額均錄得正面增長,預期賽後財務檢討錄得正向損益數據;這套營運邏輯,與大部分澳門管理層對撲克的看法有所不同。」

澳門經營撲克牌面對獨特限制:作為亞洲博彩樞紐,當局實施賭枱總量管制,六大持牌博企合共僅獲分配6,000張博彩桌,撲克枱亦納入配額計算。
正因配額珍貴,多數營運商從未開設撲克房,或是拆除原有撲克枱,換成收益更高的百家樂。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全澳僅兩間度假村設撲克房:澳門威尼斯人及美獅美高梅,合共46張撲克枱,僅佔市場6,000張博彩桌總數的0.77%。
儘管如此,美高梅2024年推出美高梅撲克錦標賽系列賽,保底獎金100萬港元(折合127,590美元);其後已舉辦至少六輪賽事,今年3月最新一輪保底獎金高達1,100萬港元(折合140萬美元)。

美高梅中國首席執行官馮小峰接受《亞博匯》訪問時表示,開設撲克業務符合多項經營目標,包括吸引國際客源,這亦是澳門特區政府2022年底批出新十年博彩牌照時的重點要求。
「近年撲克業務穩步增長,有助提升我們高端定位、強化品牌認知,同時向玩家展示專業度與公信力。」
談及盈利表現,他補充:「集團兩間綜合度假村合共逾750張博彩桌,撲克牌僅佔約20張,但這20張枱仍帶來可觀財務回報。」
「我們兩大物業合共逾5萬平方米博彩空間,其他遊戲每枱每日贏額固然高於撲克牌,但不代表撲克牌無法提供合理EBITDA純利回報。」
「整體而言,我們視撲克牌為平衡產品組合的策略。吸引更多國際遊客來澳,亦是我們應盡的責任。從品牌形象、場館公信力角度考量,均衡產品布局是重要營運思路。」

Tangam Systems博彩優化策略資深副總裁David Croft,過去17年先後任職澳洲皇冠娛樂集團、星億娛樂集團,一手為星億搭建撲克牌業務,包括與WSOP、WPT合作,於悉尼、黃金海岸度假村舉辦授權大型撲克賽。
被問及撲克牌對企業的營運價值,Croft向《亞博匯》表示:「管理得宜的撲克業務,能從多方面為營運商增值。第一,直接收益包括現金桌檯、賽事收入,以及撲克牌玩家在場內其他博彩、餐飲、酒店消費的附加開支。」
「第二,撲克牌能為賭場營造氛圍;作為特色遠程消費項目,可活化閒置場地。第三,撲克牌具備極高品牌宣傳價值。」
但他提醒,決定部署撲克業務前必須全面評估,確保成果契合企業目標,主要審視問題包括:計入人力、市場推廣、賽事及專職人員成本後,撲克業務能否獨立錄利;相關空間與檯配額是否有更佳用途;人力資源緊絀時,調配人手經營撲克牌是否合乎成本;撲克賽事能否有效帶動場內氣氛、人氣與正面品牌形象。
Croft認同Lucas教授所指跨項目消費稀少,但強調「每一分收入都具價值」。
他補充:「若調配部分檯配額開設撲克牌,可透過動態定價機制平衡供需,最大化其他賭枱利潤,同時保留撲克產品線。」
「必須留意一點:場內若沒有撲克房,原本消費撲克牌的顧客,大多不會轉而光顧場內其他博彩項目;營運商會直接流失客群與相關收入。」
「總括而言,賭場提供專業安全環境,讓玩家透過撲克牌比拼技術;策略定位清晰、管理完善的撲克業務,整體對營運商利大於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