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澳門過去16年的負責任博彩發展，這套制度究竟如何在推動博彩業可持續成長的同時，維持社會穩定與公共福祉？
經營博彩業從來不應竭澤而漁，反而更要將這項閒暇活動定位為一種娛樂形式。玩家最終應能如常回歸日常生活，並在合適的時候再來體驗更多娛樂。
從這一角度而言，負責任的博彩經常被外界理解為「叫人不要賭」。不過，澳門大學博彩研究所所長馮家超則認為，博彩活動在全球相當普遍，公共政策真正能做的「並不是消除博彩，而是降低成癮風險與其衍生的社會成本」，重新將博彩放回「娛樂」的位置。
「負責任博彩並非是杜絕博彩行為，而是讓人理性博彩，不要將博彩視為一種謀生工具。」
「共同承擔」的政策邏輯
馮家超自2007年起投入負責任博彩研究。他回憶，相關工作源於政府的政策需求：「當年何厚鏵領導的特區政府，委託澳門大學進行研究，在2008年形成政策構想，並於2009年首次列入施政報告中。此後一直成為施政報告內容之一。」
「在構思澳門的制度框架時，研究團隊參考澳洲、加拿大與美國等地的負責任博彩模式，再把經驗轉化為適合澳門社會結構與產業特徵的做法。」但馮家超指出，澳門模式與不少西方模式存在重要差異。
在部分西方地區，成癮問題發生後，政策往往傾向由賭場承擔主要責任，而政府多以監管者身份介入，但澳門的情況更複雜。
「博彩業是支柱產業，在經濟結構中佔極高比重，並連結大量就業人口。」馮家超表示，當行業影響已擴散至整個社會，若把風險治理完全回推企業，容易在資源、覆蓋面與公共信任上出現落差。
因此，澳門的負責任博彩以「共同承擔」為核心原則，並清晰劃分五個持份者：政府、博彩者及其親友、博彩營運商、賭博失調防治機構、教育及其他社區團體。透過多方介入，政策重點由「單點補救」轉為「系統治理」，涵蓋預防、識別、轉介與後續支援。
成癮率由6%下降至去年約0.8%
澳門推動負責任博彩並非停留在理念層面，而是設計了一套可追蹤的監測機制。「當年澳門政府之所以提出負責任博彩，是因為社會背景出現『博彩參與率高、成癮率高』的狀況。」
馮家超回顧，早年估算澳門的博彩成癮比例約為6%，博彩參與率在高峰期曾達人口約三分之二；即使其後參與率略有回落，成癮率仍維持在較高水平。
在指標定義方面，文中所指「博彩參與率」以「曾用金錢進行賭博一次或以上」作判準，涵蓋賭場博彩、彩票、體育博彩等所有涉及金錢交易的博彩活動。
為掌握長期趨勢，澳門建立周期性監測：每隔三年調查一次，追蹤參與賭博的人口比例、成癮比例，同時評估公眾對負責任博彩的認知程度。馮家超指出，自2009年宣傳教育啟動後，整體參與率持續下行，近年約在四至五成之間；成癮率亦由約6%下降至去年約0.8%左右，變化幅度明顯。
隨着成癮率下降，政策焦點進一步延伸至「社會是否真正理解負責任博彩」。因此，負責博彩加入兩個概念：「認知率」，即市民「是否聽過負責任博彩」；以及更嚴格的「認識率」，以題目測試受訪者對概念、風險與求助路徑的理解深度。
馮家超表示，研究團隊以18條題目評估，答對16條或以上者才被視為達到「認識」水平。結果顯示，認知率由研究早期約一成多，提升至近年約65%至66%；「認識率」則約為40%。
把博彩放回娛樂
在澳門擔任負責任博彩協會會長的宋偉傑則認為，負責任博彩的一大重點，是「把博彩放回娛樂」，讓別人真正「認識博彩」。
「與近年常提的ESG、可持續發展等核心一樣，負責任博彩不是叫人『不要玩』，而是讓博彩回到『娛樂消費』的定位，而非變成『賺錢工具』。」
他分享，協會在接觸市民時，確實遇到有人把賭博理解成投資或翻身途徑；因此教育博彩者的首要就是改正心態：「認識博彩、理解風險，將博彩視為一種如同看電影看演唱會一樣的娛樂。」
以法律推動負責任博彩
不只是宣傳與推廣，澳門對於負責任博彩的重視，甚至促成了法律的修改。
澳門在2011年通過《規範進入娛樂場和在其內逗留及博彩的條件》法案，把賭場入場年齡由18歲提高到21歲。馮家超指出，「這正是負責任博彩研究的方向。」
「當年社會出現青年過早投身博彩業、放棄升學的氛圍，提高入場年齡，被視為一種負責博彩的政策。」
與年齡門檻配套的，還包括「自願隔離」機制——任何人都可以自願申請禁止進入本地娛樂場，最長可申請兩年，可延續。一旦批准，被隔離者在禁令期內進入賭場即屬違令罪。
此外，與負責任博彩相關的規範亦延伸至不同面向，包括：公務員進入賭場的行為管束及紀律後果、娛樂場禁煙制度，以及博彩從業員的入場限制（自2019年末起正式執行）等。
到了2022年，澳門新的博彩批給合同更把負責任博彩納入合同條款。負責任博彩不再只是『政府倡導、企業配合』的宣示，而是被寫入博彩法律條文與承批合約的要點之中。
「博彩企業需按年度計劃持續落實相關工作，否則便涉及合規問題…這意味著澳門負責任博彩成為博彩承批公司的法定與合約要求，」馮家超說到。
下一階段的政策焦點
而疫情後澳門旅客數量不斷增加，2025年旅客數量更突破4,000萬創下歷史新高。負責任博彩針對的對象，似乎亦由本地慢慢傾向於旅客宣傳。
馮家超分享到，他們的研究團隊在2017年左右已開始思考如何更有效向旅客傳遞訊息。「研究發現，部分中國內地旅客把博彩行為視為『投資行為』，甚至把來澳門賭博理解為翻本或改變生活機會，這與『娛樂消費』的框架有明顯落差。」
然而，經一段時間發現，現實環境難以針對旅客作出有效的負責任博彩宣傳。「推廣的核心難題在於流動性，旅客基數龐大且來去頻繁，宣傳若主要在澳門境內出現，就難形成持續、重複的提醒。」
宋偉傑也認為，旅客將是未來澳門負責任博彩宣傳的主要對象之一。「不少旅客在原居地未必接觸過博彩資訊，對風險與求助渠道更加陌生。當旅客入境後才首次接觸賭場環境，若缺乏足夠提醒，容易出現錯誤理解，甚至把博彩視為可賺錢的手段。」
「未來工作方向之一，是把負責任博彩訊息更前置、更貼近旅客的接觸點，讓他們知道一旦發生問題可如何求助。」
而馮家超則說到，「隨着澳門旅遊全面復常，負責任博彩的聚焦亦將在維持本地宣傳及推廣的情況下，更明確地推向旅客，這將是未來一段時間最值得關注的發展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