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澳洲各州政府應削減賭場稅

經濟學家Andrew Russell博士認為，現時澳洲博彩毛收入稅率的不合理經濟，是由貪婪政府與清教徒道德主義聯手驅動。

受洗錢醜聞引發的連鎖反應影響，澳洲博彩業正陷入危機之中。皇冠集團現時已被美國對沖基金黑石集團收購，星億集團則歸美國博彩企業Bally’s持有。行業內已全面禁止貴賓會籍業務，政府還對博彩業施加了一系列新規——其中多項規定與境外百家樂貴賓業務洗錢問題毫無關聯（例如調整角子機的旋轉速率），動機看似純粹出於懲罰目的。

澳洲博彩娛樂場的營業額因此而大幅下滑，連幾乎未受醜聞波及的SkyCity亦未能倖免。星億娛樂被迫出售其在布里斯班「皇后碼頭」項目的權益；雖然該集團暫時保留了該項目的管理合約，但大多業內人士認為，這份合約恐怕難以長久持有。博彩業的命運完全取決於政府監管與市場准入資格規則（業界隨時面臨牌照被吊銷的風險），要扭轉危局，唯一主導權掌握在澳洲各州政府手裡。

澳洲博彩娛樂場度假酒店現有的經營模式正處於不穩期。此模式以壟斷地理市場為核心——每個大型度假村或營運商在廣大地區內獨家經營中場賭枱遊戲（珀斯皇冠則壟斷角子機業務），以「劃地為王」格局直接獲得高額壟斷利潤。這些壟斷利潤有兩大關鍵作用:第一、博彩娛樂場可將利潤再投資，打造極盡奢華的「目的地度假酒店」吸引國際高額投注貴賓客。第二、可增強財務實力以承擔貴賓客高額投注帶來的風險與收益波動。然而，交叉補貼地區以外的貴賓客變相等於擠壓本地玩家及低額投注人士的利益。

但是澳洲博彩業近年仍在大規模擴張——珀斯皇冠興建「皇冠塔酒店」，阿德萊德SkyCity打造「Eos酒店」並全面翻新貴賓博彩設施，黃金海岸星億興建全套房酒店（配備海景博彩廳）及進一步升級貴賓設施，悉尼皇冠（擁有澳洲最昂貴酒店套房，每晚定價38,888澳元起），布里斯班星億的擴建規劃——大前提均建立在「貴賓博彩遊客（尤其來自中國）持續涌入」的預期之上。貴賓會籍業務遭全面禁止，加上中澳關係惡化，導致業界（當時還獲得政府鼓勵與認可）投入了鉅額投資，卻面臨「客源蒸發」的窘境。更令人懷疑的是，在博彩消費價格上升、享受體驗卻大不如前的情況下，本地客源是否仍願意填補這一空缺。

澳洲各州政府已承諾延長州內博彩娛樂場的壟斷權，獨佔市場的格局在短期內難以被打破。此外，工黨執政佔優（無論是州政府還是聯邦政府）意味著業界不能以降低勞動力成本來紓解困局。不過，要為澳洲博彩業提供即時紓困、確保其持續經營能力，一個簡單且能即時見效的方案其實就在眼前——各州政府完全可以、也應當削減博彩娛樂場的博彩毛收入稅率。

反對聲音聚焦於「問題賭博」上。但事實是，澳洲的博彩毛收入稅率早已超越「改善賭博問題」所需。採用經濟學文獻中的「庇古反應——利用稅收來減少社會危害」來約束問題賭徒根本沒有成效，相反，博彩成本變化會最先「嚇退」敏感度高的理性非問題賭徒。

學者KhalilPhilander早在2013年、2014年發表於《UNLV博彩研究與評論期刊》的兩篇學術著作提及這一論點，結論清晰明確：政府公開宣稱博彩毛收入稅收是為實現「庇古目標」（減少社會危害），但正如Philander在2014年的文章中所言，博彩毛收入稅率設定背後隱藏著雙重真實目的—一是增加公共財政收入。二是道德偏見、將博彩視為「有罪行為」而施加懲罰。

人們或許會提出疑問：「政府增加收入難道有錯？」畢竟，社會大眾希望公共服務能持續穩定發展。我們不妨先假設政府服務效率已無優化空間亦暫時擱置討論反對「以增稅為基礎」的普遍論點（例如：個人可能會比政府更能有效地運用自身的財富）。

澳洲各州政府面臨的「現實死結」十分清晰：如繼續對博彩業採取這種「竭澤而漁」的掠奪式征稅，勢必會嚴重打擊行業的未來。公共服務固然需要穩健，但私營產業同樣需要生存——尤其是像博彩業類能創造大量就業崗位、吸引眾多遊客的產業。

或許，持「反博彩清教徒主義」者會以正義之名，指出是為了反對「獎勵洗錢行為」而反對我這項提議。但我認為此說法有點牽強，因為這些懲罰實際影響的是博彩娛樂場的無辜顧客，尤其是本地市場顧客。而那些縱容洗錢行為、選擇視而不見的決策者，卻可置之度外。

皇冠與星億兩大集團被罰款後均選擇加價、提高最低投注額、降低服務質素，並擴大莊家優勢（事實上，墨爾本皇冠娛樂場被罰後，玩家在中場廿一點遊戲中預期損失翻倍，紅木廳（Mahogany Room）玩家的預期損失更接近四倍）。若澳洲博彩業陷入倒閉危機，或被迫進一步裁員，懲罰範圍將擴大至前線員工——甚至可能包括那些非博彩區的酒店員工。